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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生育是系统工程,北欧为何出现“新冠婴儿潮”?

2022-08-20 13:08:25|发布者: admin| 查看: 195| 评论: 0

html模版 刺激生育是系统工程,北欧为何出现“新冠婴儿潮”? 文|《财经》记者 蔡婷贻 编辑|郝洲 2月23日,韩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该国2021年全年生育率为平均每名妇女生育0.81个婴儿,从2020年...

html模版刺激生育是系统工程,北欧为何出现“新冠婴儿潮”?

文|《财经》记者 蔡婷贻

编辑|郝洲

2月23日,韩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该国2021年全年生育率为平均每名妇女生育0.81个婴儿,从2020年的0.84进一步下滑,创下有统计历史以来的新低。

不过,在地球另一边,芬兰、挪威、荷兰和冰岛在2021年却因为新冠疫情迎来“新冠婴儿潮”,法国和德国的生育率经历短暂下滑后,也攀升回原有水准。

考量到避孕产品供应和医疗服务可能中断,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曾在2020年4月27日预测,由于疫情可能导致医疗服务大规模停摆,如果封城达六个月可能造成全球700万妇女意外怀孕,如果封城12个月可能造成1500万次意外怀孕。不过,该机构在2021年1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除了不丹、孟加拉国、贝宁和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在疫情期间曾经短暂出现生育率增长,全球范围内的生育率并未因为大规模封锁措施而出现增长。

历史上,传染病、战争和经济衰退总是对人口增长产生严重影响,例如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生育率就从1929年的每名妇女2.5个孩童降低到1939年的2.2,二战结束加上经济复苏则将美国生育率推到1957年每名妇女3.8个孩童的高点。与历史上传染病的大流行相比,包括西班牙流感、曾经在中南美洲流行的寨卡病毒,新冠疫情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几乎最不明显,在北欧国家甚至促成增长。

新冠疫情和各国不同的防疫政策,叠加上各国不同的人口刺激政策,让各国适龄男女在生育问题上做出了不同选择。人口学家指出,除了原本已经存在的社会福利制度、对育龄妇女就业的保障、育儿体系的安排,各国受疫情的冲击和经济情况也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

奥地利人口学家苏波卡(Tomas Sobotka)对《财经》记者指出,在新冠疫情开始的前三个月,人们害怕失去工作,对经济前景不确定感到担忧,各国生育率普遍出现下滑,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等传统低生育率国家,但是随着第一波疫情在2020年夏天暂时告一段落,2020年6月-7月期间受孕、2021年3月-4月之后的生育率开始在各国出现明显不同。

疫情带来的起伏

根据感染数字和各国封城政策,欧洲国家普遍在2020年5月-6月结束第一波疫情,以怀胎36周计算,人口统计学家将2020年10月之前出生的婴儿纳入到疫情前的生育率计算,之后出生的婴儿则纳入到疫情后的生育统计。

各国统计数字显示,第一波疫情期间的生育率在全球普遍出现下滑,但是北欧国家居民在2020年夏天解封时就积极受孕;其中领先的是芬兰,经过连续十年生育率下滑之后,芬兰的生育率环比在2020年12月增长2.4%,接着2021年2月和3月连续两个月大幅增长10.7%,5月和6月增长率下降到7%和5%后,6月又攀升到11.7% ,7月-8月下滑后,9月再度增加10.3%。

丹麦、冰岛、挪威和瑞典的生育率也在2021年3月和4月各有所攀升,受孕期正是欧洲国家2020年解封的夏天。

芬兰土库大学人口学家杰西卡(Jessica Nisen)对《财经》记者解释,芬兰在疫情前十年的生育率一路下滑,2019年甚至低到每名妇女生育1.35个孩童,低于法国的平均每名妇女1.87个孩童以及德国的1.54。“芬兰生育率正向发展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十年连续严重下滑之后的反弹,当然部分原因也可能因为芬兰的疫情并不严重,防疫措施也未像其他国家严格。”

让人口统计学家意外的是育儿福利不像北欧国家那么大方的荷兰。2020年冬天到2021年全年荷兰新生儿数不断攀升,荷兰统计局估算2021年全年新生儿达17.9万,创下该国近十年来新高。

苏波卡对《财经》记者解释称,亚洲城欢迎您,在经过第一波疫情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政府积极介入调控经济和就业市场,让这些国家的居民降低了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

北欧智库Nordregio 3月底发表的人口报告也指出,北欧国家在疫情期间通过减税、补助中小企业等措施让这些国家的家庭平均收入没有因为疫情而下降。报告作者盖森(Nora S’anchez Gassen)推断,北欧的社会安全体系足够强大到让育龄男女相信政府会在疫情期间和之后补偿他们的经济损失,从现实考量,政府对养育儿童的补贴也确实是个增加家庭收入的机会。

其他欧洲国家尽管生育率增长不如北欧明显,但是德国从2020年12月也开始出现环比1.2%的正增长,2021年2月增长达6.5%。到了3月,德国统计单位数字显示生育率环比进一步攀升到10%,该月新生儿达6.6万名,创下1998年以后的新纪录。

但是,相比北欧国家的攀升,OECD成员国之一的韩国2021年的生育率下降到自1970年开始统计生育率以来新低,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孩童仅为0.81,与2020年的0.84相比进一步下滑,连续成为OECD38个成员国中唯一生育率低于1的国家。2019年OECD成员国的平均生育率为每名妇女1.61个孩童。

根据韩国统计部门的数据,2021年出生的新生儿为26.05万名,比2020年下降4.3%。韩国保健福祉部估计,韩国生育率将在2024年进一步下降到平均每名妇女生育0.7名孩童。

对于不同国家生育率出现的大幅差别,斯德哥尔摩大学人口学家安德森(Gunnar Andersson)对《财经》记者解释,整体社会环境如果让人们很容易就能下决定生育孩子,生育率就容易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刺激生育政策本质的出发点需要聚焦在“帮助人们安排育儿生活”,同时社会上对养育孩子的父母需要表现出包容性,包括企业对员工提供半年或一年的育婴假,且不影响个人升迁。

女性待遇

韩国政府近20年来一直为不断下滑的生育率所苦。韩国社会将养育子女的绝大部分责任分配到女性身上,已婚妇女一怀孕就被要求辞职,再就业十分困难。根据OECD数据,韩国男女薪资待遇的差距为成员国中最高,2020年差距达31.5%,远高于OECD成员国12.5%的平均水平。2019年韩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60%,低于OECD成员国的65%;男性陪伴和照顾小孩的时间则是成员国中最低,日积月累的不公平待遇造成女性拒绝生育孩童。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东亚社会反响强烈,电影里讲述的韩国妇女结婚后无法继续在职场工作,只能成为照顾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但是韩国社会并不完全感激女性的付出,甚至将她们污名为“妈虫”,部分咖啡厅和餐厅甚至因为排斥幼童哭闹,将带着小孩外出的母亲列为“全民公敌”,拒绝他们进入店中。

调查显示,韩国女性认为养育子女花费过高,倾向于在社会和经济情况较有利时才考虑生育,但是婚后找不到工作让她们难以财务独立,越来越多女性因此拒绝进入婚姻。曾经在澳大利亚读书、精通日语和英语的40岁韩国母亲朴女士对《财经》记者指出,她在婚后就只能离开全职工作照顾家庭和两名女儿,像她这样的已婚妇女在韩国连便利店店员的工作也很难找到。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韩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大幅下滑数年,人口学家认为或者因为生育率已经降到低点,疫情期间的下滑率反而不如前几年剧烈。

苏波卡强调,当今社会养育孩童所需的资源如此庞大,生儿育女的决定带来的后果对任何人都是巨大的, 真心希望提高生育率的国家需要推出完整的家庭政策,尤其是对女性就业的保护,考虑她们希望从事的全职或兼职工作,接着基于这些需求提供照顾孩童的配套服务,“不能让女性觉得因为生育而遭到职场的处罚”,这样才可能创造长期生育率成长。从数据上看,个别国家试图通过一个或两个独立政策,如发津贴,通常只能创造短期增长。

类似韩国的情况在德国也曾经发生过。德国女性在2006年的平均生育孩童数以1.3排在欧洲国家末端。汉堡妇产医生比尔曼(Christine Biermann)指出,她的很多病人都抱着在找到满意的工作和伴侣之前不会轻易考虑生孩子的想法。德国女性大都在30岁之后才生第一个孩子,仅低于意大利 。德国西部,平均每五个45岁-54岁的女性中就有一个没有孩子,这些女性主要为投入很多时间在研究上的学者。

在德国分裂时期,东德政府以“一起做比较快”的概念鼓励男女共同参与家庭事务,但是在东西德统一后,东?家庭因为经济因素而控制生育,全德国在经济整合过程中,生育率一蹶不振。

德国社会经济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Research) 2月23日发布的研究显示,2020年仍只有26.6%的父母同时拥有全职工作、67.7%的母亲从事兼职,但2020年15岁-64岁德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男性参与率的差距已经从1991年的21%降低到7%、2020年女性平均每小时薪资仍比男性低18%,女性退休金更是比男性低49%。

德国男女的薪资差距改善缓慢,最后导致德国母亲成为照顾孩童的一方。德国前总理默克尔2005年参选时因为没有孩子遭到对手批评,她大方承认如果她有孩子,大概无法担任重要职务,但这个事实正反映出德国社会对母亲的不公平。她上任后参考北欧和其他国家政策,开始推出鼓励生育政策,包括2007年起对申请育儿假的父母发放津贴、大举投资设立官方托儿机构、鼓励企业为员工设立托儿设施、协助母亲回到职场等。

德国家庭部委托的调查显示,2008年50岁以下没有孩子的德国夫妻只有43%想要孩子,但是2009年大幅攀升到52% 。受访者指出,政府支持家庭的政策让他们觉得养育孩子门槛没那么高了。同时,当时的家庭部长、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有七个孩子的形象也让德国妇女开始思考家庭和工作是可以兼顾的。

安德森对《财经》记者强调,金钱奖励是效果最差的政策,“孩子不是买来的”。北欧国家和德国的经验证明,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妇女和就业市场紧密的连接是最有效的刺激生育率政策。

如何鼓励生育

北欧国家将生育政策列为家庭政策的一部分。OECD2019年-2020年的数据显示,瑞典在2017年花费在家庭福利政策的预算是GDP的3.395%,丹麦为3.405%,挪威为3.242%,冰岛为3.268%,芬兰为2.897%。

在新冠疫情期间生育率最高的芬兰,并非北欧政府中最大方的国家,但是芬兰政府为了协助芬兰父母照顾新生儿而出台的实际做法确实达到了目的。

芬兰社会事务和健康部从1938年开始对怀孕妇女发送“婴儿箱”,里面包含新生儿衣物、清洁用品、父母指南等64种物品。近年来芬兰政府采取的政策更加具有弹性,让宁愿选择自行购买婴儿用品的父母可以选择领取170欧元,这个“婴儿箱”政策在过去数十年带动全球至少60个国家仿效。

接着,无论任何家庭背景,父母都可以将学龄前孩子送到官方主办的照护机构或得到政府补助的私营机构。芬兰父母在幼儿10个月大时就可以将他们送到政府照护机构,免费得到两餐热食,如果父母早上需要开会,7点到7点半之间就能将孩子送到照护机构。

为了让父母能专心照顾新生儿,北欧分别赋于父母不同时长的带薪育儿假。芬兰政府原本赋予新生儿母亲四个月、父亲两个月的带薪假,不过经过修法后,从2021年秋天开始,父母平均能有164天带薪休假,单亲父母则能享受328天休假。

被认为最大方的瑞典政府赋予父母双方育儿假各240天,单亲父母可以独享480天。瑞典在1963年开始推行母亲享有六个月的有薪育儿假政策,1974年扩大到父亲,此后历经多次改革不断扩大福利。

瑞典政府对留职停薪的父母发放接近工作薪资的津贴,让父母在照顾孩童的同时不用担心收入骤减的问题,以父母都是就业人员的“双薪”为设计基础,赋予父母相同的义务和福利。津贴以成为父母时的工作薪资计算,原本无业或低收入的父母以25欧元/天计算,正在找工作的父母津贴以上一个工作薪资为标准计算;父母在孩子八岁以前都可以使用此福利, 目前使用育儿假的父亲占总体的30%。

瑞典政府形容自己是“家庭友善”和“孩童友善”的国家,不过瑞典从1943年开始补助孩童照护机构起,却经过了一条漫长的思辨和改革之路,从政府提供孩童照护的角色定位应该用于补充父母照护还是应该主导照护的品质、父母对照护机构的信任和接受度等,瑞典国会在1960年-1970年间不断探讨相关问题,最后政府将孩童照护设定为公共责任,政府选择加大公共育儿机构投资、改善品质 。瑞典父母也在社会争辩过程调整对政府照护机构的态度,1990年瑞典57%的1岁-6岁儿童使用公立照顾机构,到1997年比例达73%,2012年达84%。不止如此,1岁-5岁的幼童还可以以非常低廉的学费进入学前学校学习,收费以父母的收入和家中孩童的数量来计算,部分年龄的儿童每周15个小时免费。

瑞典政府还对父母发放育儿津贴,目前每名孩童从出生到16岁每个月都能获得1250克朗补助,父母离婚但共同养育孩童,两人平分该补助。在相关政策下,女性就业率是73%,仅低于男性的三个百分点,超过70%的母亲、80%的单亲母亲处于就业状态。

OECD2018年5月针对北欧国家家庭和平权政策发布的报告总结认为,北欧国家过去50年执行的支持家庭政策,在促进女性就业的同时,也为整个地区的人均GDP增加了10%-20%。

韩国的尝试

考虑到老龄社会所承受的经济压力,韩国近20年来为低生育率所苦。根据韩国人口统计部门预估,2021年底该国总人口将从2020年的5184万人减少到5175万人,按照目前的曲线,到2070年总人口可能减少到3770万人。

在参考OECD其他成员国做法后,韩国政府陆续从2006年开始推出刺激生育方案,第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针对贫困家庭补助、争取员工休育婴假的福利,同时对生育困难的夫妇提供就医补助;第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加入了对全韩国家庭提供免费照护服务;第三个五年计划(2016-2020)则进一步协助妇女就业和建构儿童课后安排服务。为了进一步扩大政策面,前总统文在寅上台后组成“总统老龄化和人口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18年划定以2022年为目标的《低生育率和老龄社会路径图》。

但是这些政策因为考虑不够完善,加上韩国竞争的企业文化不支持员工因为家庭离开岗位,执行效果并不佳。 例如政府设计在就业保险机制下,母亲在小孩八岁前可以休一年,父亲可以休三个月的带薪假,但是利用该福利的父母并不多。OECD的研究显示,2017年韩国出生的婴儿中,只有23%的母亲使用此福利,2018年大约达30%。实际上,到2019年只有约三分之一的韩国女性被覆盖在就业保险机制内,大部分的女性连使用福利的门槛都达不到 。

文在寅上任后誓言“使用一切手段解决生育问题”,试图通过《低生育率和老龄社会路径图》整合所有政策,从根本上将韩国打造成对家庭和孩童友善的社会,通过改善女性就业保障、完整的托育服务来促进育龄男女生养小孩的意愿。韩国政府2020年12月发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2021-2025)制定三个目标希望建立一个每个世代都快乐的可持续社会:1. 改善个人生活品质;2. 促进性别平等和公平的社会; 3. 通过社会创新来回应人口结构的改变。

推出的刺激方案包括,在原本已经针对7岁前孩童发放每个月10万韩元的津贴基础上,2022年起从出生到1岁每个月再补贴30万韩元(合人民币1545元),津贴金额计划在2025年进一步涨到50万韩元。从2022年起,未出生婴儿的父母可以收到200万韩元(合人民币10300元)用于采购婴儿衣物和必需品。同时,原本发给准妈妈的60万韩元礼金将提高到100万韩元。

另外,为了特别鼓励父母休育儿假,韩国政府拨出36000亿韩元推动五年计划,希望能让休假的父母从2019年的10.5万人增加一倍,在2025年达到20万人,“总统老龄化和人口政策委员会”建议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投资,将家庭福利开支的预算占GDP的比例在2025年提升到1.6%(目前为1.48%)。

不过,韩国育龄男女对这些金钱奖励仍然无动于衷。调查显示,韩国的高房价、竞争教育带动的高价补习、企业不愿意雇佣产后女性等问题仍未获得解决。

事实上,生育率相对稳定的国家背后是庞大预算的长期投资。苏波卡介绍,以瑞典为例,2017年投资3.4%的GDP,以世界银行公布的瑞典5410.19亿美元GDP总额计算,瑞典当年家庭政策的预算为184亿美元;换算2017年时0到17岁的青少年和孩童为210万人,意味着国家为每个小孩投资的福利预算是8800美元(约合人民币59400元)。

随着欧美国家慢慢回到正常生活,后疫情时期的生育率对各国的财政和经济情况将是新一轮考验。杰西卡对《财经》记者指出,除了经济和就业情势、对生养孩子的社会支持,“对未来和维持生活方式的信心”将左右芬兰的生育率。

苏波卡强调,经济形势永远是左右人们是否育儿的决定。当失业率高涨、负担不起买房或贷款,这些决定就会被推迟;另外,部分欧美年轻男女担忧政治极化和地球变暖等未来问题的同时,也可能逐渐开始认为,生养孩子不是一件必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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